》中那些肥硕扁平的鸟儿们。我无人可以诉说，阿布拉姆·奥希波维奇的妻子名叫“玫瑰”（罗莎）；我也不会去写，萨拉在战争年代如何坚定地宣称，霉菌就是青霉素；廖尼亚怎样被逼着将好不容易才借到一晚的《古拉格群岛》请出家门，说它会害死我们所有人的；住在波克罗夫卡公用住宅里的女人们，怎样每周一次聚在厨房，带上各自的洗脚盆和擦脚布，一面闲聊，一面让上门服务的女师傅给她们修脚；以及在那栋位于霍赫洛夫斯基胡同的房子里，七十年前阳台上曾经住着一只松鼠，在转轮里跑个不停，转轮一个劲儿地转，一个小女孩站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
在19世纪90年代，波钦基的一家人每天中午都会围坐桌旁，静静地等待第一道菜上桌。汤端上来了。在一片寂静之中，一家之主，威严的阿布拉姆·奥希波维奇揭开汤锅盖子，喷香的蒸汽立刻如云雾般氤氲开来。他仔细地嗅嗅，然后沉重地说：“估计不好吃。”这时，汤便可依次分而盛之了。威严的阿布拉姆·奥希波维奇将自己碗里的吃得干干净净，然后要求再来一碗。
米哈伊洛夫娜在成为廖利娅的奶妈之前，是一名士兵的遗孀。在保存了一切东西的家庭档案中也有她的遗物：三张照片和一幅圣像画——圣母在加利西亚沼泽显圣于俄国士兵中间的场景。三张照片记录了米哈伊洛夫娜的一生：第一张上面她还年轻，跟一个男人相对而立，那男人身穿工作服，无精打采，疲惫不堪；第二张上面她怀里抱着个瘦巴巴、可怜兮兮的婴儿；第三张上面，还是那个男人，穿着厚厚的军大衣，头戴军帽。后来，丈夫牺牲了，孩子夭折了；她的全部财产只剩下了那幅圣像画，那是拉斐尔圣母像的遥远变体，是我太姥爷送给她的。圣像画表面原本镶着厚厚一层银，在g,m后家里第一次陷入贫困时，米哈伊洛夫娜悄悄地将银子抠下来，拿去卖了，换来的钱拿回了家里，从那以后，她就再没有离开过这个家了。在后来的家族合影中，米哈伊洛夫娜头上戴着白色、灰色、黑色头巾，和圣像画上的圣母一样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张脸。她还留下了一本赞美诗集，那是她每晚都会诵读的。
加利娅姑妈临去世前不久，送给我一身彩色的印度纱丽，说她只穿过一次，总共就穿了半小时，邻居家的小狗到她家做客那次。我知道她的那次暗恋：总在院子里遛狗的那位男邻居说没就没了，到了也没能猜到，女邻居为何每天傍晚都出来跟他搭话。
有时候会觉得，过去是可以爱的，只是务必要清醒，它永远不会回来了。之前我还指望着，在旅途的终点，会有个类似康奈尔的秘密盒子正等着我把它挖出来，事实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