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的莎士比亚的一句诗：
那里有一个居心不良、缠着头巾的土耳其人……
我们的读者会问：为什么恰恰是吉诃德呢？对于一个西班牙人，这种偏爱不难理解，但是对于一个尼姆的象征主义者，无疑就不好解释了。他主要是崇敬爱伦·坡从而推及波德莱尔、马拉美、瓦莱里和埃德蒙·泰斯特。前面提到的信阐明了这一点。梅纳尔说：“《吉诃德》使我深感兴趣，但是并不让我觉得，该怎么说呢，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宇宙如果没有爱伦·坡的感叹：
啊，要记住，这是一个中了魔的花园！
如果没有《醉舟》或《古舟子咏》，会使我难以想象，但是如果没有《吉诃德》，我知道我完全能够想象（当然，我说的是我的个人能力，不是那些作品的历史反响）。《吉诃德》是一部偶发的书，《吉诃德》不是必然的。我能事先构思，能把它写出来，不犯同义反复的毛病。我十二三岁时就看过，也许是全文。后来我仔细地重读了某些我目前不打算涉猎的篇章。我还读过幕间短剧、喜剧、《伽拉苔亚》、《训诫小说》、殚精竭虑的《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和《帕尔纳索斯游记》……我对《吉诃德》的一般印象由于遗忘和冷漠而简化了，很可能同看到一部根本没有写的书之前的模糊印象相仿。假定产生了那种印象（谁也无权禁止我），我的问题无疑要比塞万提斯面临的问题困难得多。我的讨人欢喜的前驱不拒绝借助于偶然因素，他那部不朽之作有点草率：信笔写来，随意杜撰。我负起神秘的责任，要逐字逐句地重写他的任性的作品。我的单人游戏受到两条截然相反的规律的支配。第一条允许我尝试形式或心理上的变体；第二条却迫使我囿于‘原文’而放弃变体，并且要以无可辩驳的方式证明放弃的合理……除了那些人为的障碍之外，还有一个先天的障碍。在十七世纪初期撰写《吉诃德》是合情合理的、必要的甚至不可避免的工作，在二十世纪初期撰写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三百年不是白白过去的，这期间发生了许多十分复杂的事情。只要提其中的一件就够了：《吉诃德》本身。”
尽管有这三个障碍，梅纳尔支离破碎的《吉诃德》比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微妙。塞万提斯用他的国家贫困的乡村现实来对抗骑士小说，梅纳尔选择了勒班托和洛佩·德·维加时代的卡门的故乡作为“现实”。莫里斯·巴雷斯[10]和罗德里格斯·拉雷塔博士[11]作出同样选择时也会采用西班牙地方色彩。梅纳尔理所当然地加以避免。他的作品里没有吉卜赛风习，没有征服者、神秘主义者、菲利佩二世或者宗教裁判的火刑。他不采纳或者排斥地方色彩。那种藐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