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格，而他在《危险的关系》出版前后所撰写发表的少数文章也难以给他的为人提供一个真实可信的形象。
幸好他在监狱之中和在军中任职服务时给他妻子所写的信件留存下来，给他的形象带来了温暖的色彩。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十分重视家庭、热爱妻子的人。他关在狱中的时候曾把自己的一绺头发剪下来寄给他的妻子，留作纪念。他牵挂他的孩子的健康，建议他的妻子带他们到乡间去散步溜达，不过告诫他的妻子不要在太阳落山以后、二氧化碳的气体特别浓重的时候带着孩子闯入林地。如果他的几个孩子希望有所建树，在社会上取得一个体面的地位，他们就一定要接受根基扎实的正规教育。然而，富于感情的心灵要比受过良好训练、知识丰富的头脑更为可取。真正的满足最终还是来自亲情。他认为爱能产生唯一值得拥有的财富，他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因此在他行将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曾考虑要写另一本说明家庭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幸福的小说。他达观地面对逆境，面对自己的失意和痛苦。他并不相信有什么神的安排，在他那布置得井然有序的世界体系中，死亡只不过是生命的终止而已。但他表现出十分富有道义的态度，对于那些在当时不断更迭的政体中追逐私利的领袖，他鄙夷不屑；他完全按照自己的职责和义务立身行事。
拉克洛的书信表明他为人并不怎么活跃有趣，而是一个富有条理、拘板正直的人。尽管他给他的妻子最早的那批信件是在《危险的关系》出版十多年后写的，但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追求玛丽·索朗热的男子并没有因为g,m而变成一个政治阴谋家或一个性情乖戾、愤世嫉俗的人。他从不否认自己执笔撰写的那些政论文章，他所坚守的原则并没有机会主义的特征，反而带有真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也从不为他所写的那本小说感到懊悔，尽管他的声誉为此而受到损害。他难得提到自己的这部作品，不过每次提到的时候，他总不无得意地指出，曾经有两个意大利的主教分别在不同的场合，称赞《危险的关系》是一本具有道德教育意义的作品，十分适合用来教育青年一代。他对于某些作家和作品的零星的评论也表明他并没有改变他在一七八四年评论英国小说家范妮·伯尼的《塞西莉亚》时的观点，即虽然小说家的职责是观察、感受和描写，但富于感情的心灵在一个作家身上远比世间所有的才华来得重要。他似乎仍然坚持以前他和里科博尼夫人通信争论时所使用的论点。他曾用达尔杜弗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论点。在莫里哀这个戏剧的第四幕结尾处，达尔杜弗已经顺利地控制了奥尔贡、他的家庭和他的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