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方面来说，他已准备齐全了所有必要的文件，变得无懈可击，但这并不能阻止他成为一个恶棍。莫里哀在最后一幕确保正义取得了胜利。因此达尔杜弗受到的不是法律的处罚，而是来自高层当权者的处罚。
我提出这种观点，因为我觉得一个宣扬道德的作家（不管他是剧作家，还是小说家）的权利正是在法律不作干预的时候方才开始表现出来。……一旦人们组成了社会，他们就只有在z.府不对不法行为作出处罚的时候才有资格伸张正义。这种公众的正义就是对那些犯有错误的人讥讽嘲笑，而对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义愤填膺。[3]
达尔杜弗并不是因为他在我们眼前的所作所为而遭受处罚，而是因为他一贯的为人处世的表现而遭受处罚。拉克洛认为这正是他在小说中所取得的结果。他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到德·瓦尔蒙子爵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的身上，引到这类善于利用合法及正当之间的真空地带恣意妄为的人的身上，以此鼓动起“公众强烈的义愤”。
这种论点清楚地反映了十八世纪启蒙文学需要赋予道德寓意的倾向，要求最终恶行受到惩罚，美德得到褒奖。如果拉克洛仍然表现出生活在他那个时代的人的特点，那么他的小说就也同样应该是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习俗的产物。
从风格情调和主题上都可以看出，《危险的关系》属于表现“浪荡男女”传统的一类小说。风流浪荡（libertinage）一词在《危险的关系》出版的时代不仅只意味着纵欲胡为，实际上仍然保有着几分它那“自由思想”的古意，专指一七〇〇年左右法国思想急进的知识分子对于教会和当时旧有的道德观念表示反抗的思潮。在一个公开批评教会和国家机关会有危险的时代，“浪荡主义”的文学形成了具有无z.府主义威胁的有效的表示异议的形式，因为它对构成当时公众价值观念的基础的私人关系进行了大胆的表现和处理。属于这一传统的有些作家通过对男女两性关系的大胆描写，表现贵族的荒*生活和思想情趣，同时反映当时恶的横行，展示人心中恶的观念，对于公认的社会及道德标准提出质疑，但笔调有时不免流于猥亵，格调也不高。拉克洛却不走这样的路子，他不愿在作品中明确表示自己个人的看法，也不追求露骨的色情描写，而是以周密复杂的情节、鲜明的人物性格和细致的心理分析，构成艺术的力量。他书中的那对浪荡男女所参与的只是一场秘密的游戏，而只有无视社会公认的礼仪规矩的参与者才能在这场游戏中赢得胜利。操纵控制替代了公正待人，性成为一种力量，而爱情却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可是《危险的关系》究竟是在批评还是在倡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