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了想，摇摇头，说，Nein（不）。
SprichstduChinesisch？（那你说中文吗？）
我说，Ja（是的）。
Wirstdu
后干脆统统不搭理。姥爷审时度势，公私合营时早早就主动地把家里的药铺交了，保住了当医生的资格，他和姥姥都被z.府安排进了当地的人民医院，姥爷成了外科第一把刀，姥姥一开始是护士长，后来也进修当上了儿科大夫，家里虽然没有以前阔绰，还是受人尊敬的。这种安稳日子没过几年，医院里搞什么“政治挂帅”，两个出过洋的反动学术权威，第一批就被当作“业务挂帅”的典型打倒了，彻底丧失了给人看病的资格。母亲再没有当上大小姐的命，嫁了个丈夫又是牛鬼蛇神，一路下放，婚姻也没有给她提供庇护。有的人一生跌宕起伏，波峰波谷，几起几落，母亲却像抛物线，一旦被抛掷出去，就是一条毫无起色的下滑曲弧。
在高个子教授许诺给我奖学金之后，我并没有如愿去到德国。两年后，大哥得到一个公派去科隆观摩展览的机会，为了我，他从科隆一路跑到布伦瑞克，辗转找上那位老先生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点。大哥问他，你还记得我弟弟吗？两年前在中国的芜城，你看过他的画。
“啊，我记得他。他是个很有意思的年轻人，画得有趣。”
“他还行吗？你还能帮助他来德国吗？”
“可是，我现在不是DRAD的评委了，我已经退休，如果他想来的话，必须自费。”老先生顿了顿，又说，“我很喜欢他的画，但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他都不跟我联系？我对他很生气。”
大哥点头，“是的，是的，你也知道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当时完全没有办法离开，也联系不上您。这两年里，我弟弟一直在盼望得到您的消息。”
“啊，”老头儿用手大力拍拍前额，又说了一声，“啊。”他伸出手来跟大哥握了一握。“对不起，我竟然忘记了这个，是我的疏忽。原来是因为这个来不了！我能为他做的，我一定还做，只是没有奖学金了，这个没有办法。”
于是，三个月后我来到上海，排在德国领馆的队伍里，等待面签。当时通过率并不高，尤其是针对留学生，常常因为语言不过关而被拒签。我突击恶补了德语听力，但依然只是半知半解。捏着我的作品集和一沓表格，一脸忐忑地站在移民官面前。
移民官是个不苟言笑的秃头，眉毛很粗，像在脸上打了两个括号。我马上把几本画刊杂志刊登我作品的报道递呈他面前，指望这能是一个加分项。秃头翻了翻材料，又抬头看看我，问了我三个问题：
SprichstduDeutsch？（你说德语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