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裤缝，脸涨得通红，差点打翻了面前的酒杯。
酒醒了，告诫我们哥几个，不要从文。“我拼了老命，跟你们讲，千万不要搞文学，千万不要写诗歌。看看爸爸，文人没有好下场。”
父亲不是武将，日本投降时的降书，他是参与的翻译之一，因此很年轻就当上少校，在国民z.府里，是文职的军官，连枪都没有摸过。以后半生，每逢运动，他就首当其冲。一开始，他还试图说理，因为他在职的阶段是国共合作时期，翻译日本投降书，也是为抗战做贡献。后来发现，越辩越糟，斗争的精髓在于斗，至于为什么斗，没人真正在乎。
他本可以成为一个画家，更早的时候，上过苏州美专，是颜文樑的学生。“后来被劝退了，因为画得夸张。”
那时绘画教育还不是苏联写实主义的天下，但“形准”依然是最基础的标准，是画画人的起步价，无论国画还是西画。父亲出手，形永远不准。读了一年多，几个老师一合计，这孩儿不笨，可惜，天生不是画画的材料，劝他另择专业吧。于是他辗转考进了国立江苏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改修文学，辅修日语和拉丁文。
画画没有绝对真理，画得不准确，不准确得妙趣横生，苏州美专有一个老师挺喜欢我的画，但是他不敢讲。你知道吗，闵生，美国有个画家，坐在疾驰的汽车上，让司机把车子开得飞快，他在车上速写。线条完全是失控的，视觉里所有东西都在流动，包括他的手，他试图控制，但最后总是会屈服于偶然性。
他放下端住酒杯的手，模拟了一个捏铅笔的动作，大拇指和食指捉住，笔尖竖着，在空气中摩擦，青筋,bao起来，剧烈抖动：“屈服于偶然性”。
回来有整整半年都是各种接风洗尘的局，好像我身上有多么厚的尘埃等着涤荡似的。在国外这些年，我和亦梅过成了离群索居的隐士，是性格使然，也是生活方式。回到“中国速度”的时区，像两尊刚刚刨出坑的出土文物，需要一洗再洗。
那天亦梅不在，接风已经接到了第二轮。第一轮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出席，伉俪双双，像礼节性国事访问，互相厮认，等到第二次，就剩下纯爷们，避开女眷喝杯私房酒。我们都喝了不少，在芜城最好的餐厅，当天负责做东的罗胖子也是发小。小时候个头就矮，但是被人揍了一定找回来，踢足球的时候，像火车头一样带球往前冲，没人敢和他撞。现在越发往横里长，蓄了胡子，长出几分威严。扬扬下巴，他的司机就扛上来一箱设拉子。又扬扬下巴，冰上，先醒一醒。我晓得你现在是洋舌头，不敢在外头乱买酒给你喝，这是我去年在法国收购的酒庄，好不好，是个地道，你给鉴定下？我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