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行动又次在想法面前止步。无精打采和胆小怯懦肯定是其中原因,但也不止于这两种原因。因为当抗议变成时尚,操纵杆变成笔杆子和演讲术,而非群情激奋示威者时,只能克制自己。甚至,当搞地理学人也开始写书撰文直指社会不公正时,还是保持着克制态度。他们写东西开始是针对劳工阶级,之后又指向女性和少数族裔,最后是同性恋,所以,他们是跟着社会潮流在走。尽管他们在斗争技巧上无可指摘,但看出他们内在不成熟。他们会把这个世界分成好人和坏人两种人。那些没有权力人——劳工、妇女、少数族裔、同性恋——都是好人;而那些掌握过多权力人——统治阶级,像资本家、神职人员、白人和异性恋——则都是坏人。和身边地理学者都同样痛恨不公不义。当自己遭遇不公正时候,也会变得十分敏感,当看见别人深陷其中时候,也会义愤填膺。当两种观念、群体、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候,也总是会去同情弱势方,就像水往低处流那自然——这是西蒙娜·薇依(SimoneWeil)<注:"西蒙娜·薇依(SimoneWeil,1909—1943),法国宗教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译注">个比喻,很喜欢这个比喻,也喜欢她凡事追求公正性格,正如她所说:“要从胜利者阵营里逃脱出来。”对而言,只要开始身陷胜利者夸耀和奉承囹圄,也就是想要逃脱出来之时;除非这样胜利是种自然而然欢乐,就像拥趸们庆祝自己球队获胜时样,才能坦然接受。
没有像20世纪70年代地理学家那样投入社会公正战斗,悲观主义是原因之。相比于无精打采和胆小怯懦,悲观主义并不见得是个更好借口——但也不是为找借口——而是真实原因所在。之所以会对社会公正报以悲观主义态度,是因为常常关注生理上不平等。生理上不平等,也就是生理天赋不平等,会持续地造成每个人在自己和在他人眼里不平等。
但为何(从小就)会尤其关注这点呢?这还得归功于中国文化影响。父母可以不加掩饰地表现出重男轻女偏见。而这样偏见,尽管是不平等,却没有让感到多苦恼,因为在眼里,这只是种社会习俗而已,可以理所当然地持续下去,尽管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像过去那样需要依靠男性力量才能获取安全与成功。另外偏见则显得更加根深蒂固,比如,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去喜爱生机活力,厌恶软弱无力;喜爱勇往直前,厌恶胆小怕事;喜爱聪明伶俐,厌恶愚笨无知;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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